那天早上她来找过他，局促地站在暗房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小纸袋。
“她说了什么。”沃尔夫轻声问。
“她说，‘斯特朗先生，您是个好人。’”
斯特朗的指尖微微发颤，又从信封深处里掏出一个干枯发黑的苹果核，轻轻碰了碰。“她把这袋苹果塞给我，就跑了。”
后来，他才想明白……她大概是听说了他妻子的事。
医生停下来，拿指节按了按眼角，那些被压抑了太久的情绪，终究还是在眼底浮起来。
“我在这里开了这间诊所，给伤员缝合伤口，给逃难的孕妇接生，为被炸断腿的士兵截肢。我救了很多人，也送走很多人，有时会忽然想起她那天说的话。我用了很久，才从别人口中的‘暗房助教，’变成了她口中的‘一个好人’。”
说完，斯特朗把照片一张一张收回牛皮纸信封，连同苹果核一起，动作很慢。
“然后今天，你来了。”他直直望向沃尔夫。
“所以，告诉我，先生，她犯了什么罪？一个十八岁就失去父亲的姑娘，一个只想救人的姑娘，她究竟做了什么，值得你们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，从柏林跑到快被苏联大炮碾碎的马林堡，来查她的过去？”
沃尔夫张了张嘴，却喉咙发干，发不出半点声音。
她在怕什么？他突然想起了昨天在红十字会，她给他换药时微微颤抖的睫毛。怕身份暴露？怕被抓住？怕像无数个消失在盖世太保地窖或东方列车里的“可疑分子”一样，无声无息地人间蒸发？
他脸上的药是她换的，纱布是她包的，她的手指轻得像一片雪，而她不知道坐在面前的男人，正在搜集置她于死地的“罪证”。
“她没犯罪。”沃尔夫脱口而出，“至少就我所知，没有。”
“那就放过她。”斯特朗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，“让她安静地活着，或者安静地死去，她已经失去够多了。”
诊室里重新被沉默灌满，远处的炮声越来越近，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。
沃尔夫的视线移到公文包上，里面装着补录的WenWenyi登记表，还有基尔曼斯埃格那封措辞急切的电报。
现在，在他眼前，又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那是一个女人22岁之前的所有证据，并非犯罪的证据，而是活过的证据。
只要把这个信封交上去，他就能抓住君舍的绳索，他的上司会立功，而那个女人会…消失。像无数被第叁帝国机器处理掉的“可疑分子”一样，被编上号码，抹去存在的痕迹。